荐书 | 《摄影小史》了解一下

如果你对德国文化史、美学理论、文学批评等方面涉猎较多的话，那你一定听说过瓦尔特·本雅明这个名字。这位德国哲学家、文化批评家和散文家，出身犹太望族，其思想融合了德国观念论、浪漫主义、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犹太教神秘主义等多个传统中的元素，并在美学理论、文学批评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领域有持久而深切的影响。

瓦尔特·本雅明的一生颇为坎坷。1920年，他定居柏林，从事文学评论及翻译工作；1933年，纳粹上台，他离开德国，定居巴黎，继续为文学期刊撰写论文和评论；1940年，法国沦陷，本雅明南逃，在出境的数次努力均未果后，身心俱疲的他在法西边境的小城博港选择了自杀。而他的著作在其身后大量出版，为他赢得了越来越高的荣誉。

近期，广西师大社出版了瓦尔特·本雅明的《摄影小史》一书，该书共收入瓦尔特·本雅明于20世纪30年代写就的《摄影小史》（1931）、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》（1936）、《绘画与摄影》（1936）和《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画展》（1938）4篇论文。

其中，《摄影小史》和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》均为本雅明享誉世界的佳作名篇。作为对摄影、电影的批评实践中的丰碑，它们不仅为人们理解这两个媒介提供了一种全新且富于启发的视角，对尼塞福尔·尼埃普斯、欧仁·阿特热乃至奥古斯特·桑德这样的摄影先驱及他们的美学、技术成就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评判，也极为深入地讨论了摄影、电影与绘画之间纠缠不清、若即若离的关系。

那些摄影史上的故事

本文节选自《摄影小史》

标题为编者添加

达盖尔的相片是将上了碘化银的铜版置于暗箱内经曝光后所得，把它前后左右轻轻摆动，调整适当的角度以反射光线，就可以辨识其上纤弱微灰的影像。每块银版都是独一无二的；1839年左右，平均一块的售价约二十五法郎金币，通常像首饰盒里的珠宝一般珍藏在华丽的框盒内。在许多画家手中，银版相片成了辅助画技的工具。

达盖尔肖像  

塞巴提耶－布洛 摄 1844年

英国的著名肖像画家希尔（David Octavius Hill）为1843年苏格兰教会教务大会所作的巨幅团体肖像油画，就是根据一系列的个人肖像照绘制的；而七十年后，郁特里洛（Utrillo）所绘的巴黎市郊迷人街景，也并非直接以自然景观为模拟对象，而是根据风景明信片绘制的。不过，希尔所根据的相片是他本人拍摄的。这些相片原来的拍摄目的只是为了画家个人的作画用途，并不特别突出，没想到竟让他留名后世，在摄影史上占了一席地位，而他的画家身份却早已为世人遗忘。他有一些关于头像的习作，使我们对这门新技术有更深入的了解，远胜于这一系列名人肖像所能传达的：这些习作不是肖像，而是无名的人像。这样的头像在肖像绘画中早已存在。

纽黑文的渔妇威尔森  

希尔和亚当森 摄 1845年

肖像画若留在自己家里，隔了很久要打听画中人物的姓名身份，总是不难。可是经过两三代以后，探知姓名的好奇心变淡了，画像如果还在，能见证的也仅仅是画家的技艺。可是相片隔了数代以后再观看，却让我们面临一种新奇而特别的情况：比如这张相片，上有纽黑文（Newhaven）地方的一名渔妇，垂眼望着地面，带着散漫放松而迷人的羞涩感，其中有某个东西留传了下来，不只为了证明希尔的摄影技艺；这个东西不肯安静下来，傲慢地强问相中那曾活在当时者的姓名，甚且是在问相中那如此真实仍活在其中的人，那人不愿完全被“艺术”吞没，不肯在“艺术”中死去。

雨果肖像  

纳达尔 摄  1884年

纳达尔自拍照 1865年

“而我问道：那纤纤发丝，/那眼神，如何环抱着昔日的生灵！/如何亲吻那张嘴，/荒谬的欲望缠卷着那张嘴，仿佛只见烟，却无焰。”或者，看一看朵田戴（Karl Dauthendey）——是照相者，也是诗人（Max Dauthendey）的父亲——与妻子摄于婚礼前后的相片。妻子在生下第六胎后不久的某一天，被他发现倒在他们位于莫斯科的住家卧室里，动脉已被深深割断。照片中的她，倚在他身旁，他像挽着她；然而她的眼神越过了他，好似遥望着来日的凄惨厄运。如果久久凝视这张相片，可以看出其中有多么矛盾：摄影这门极精确的技术竟能赋予其产物一种神奇的价值，远远超乎绘画看来所能享有的。

不管摄影者的技术如何灵巧，也无论拍摄对象如何正襟危坐，观者却感觉到有股不可抗拒的想望，要在影像中寻找那极微小的火花，意外的，属于此时此地的；因为有了这火光，“真实”就像彻头彻尾灼透了相中人——观者渴望去寻觅那看不见的地方，那地方，在那长久以来已成“过去”分秒的表象之下，如今仍栖荫着“未来”，如此动人，我们稍一回顾，就能发现。因为对相机说话的大自然，不同于对眼睛说话的大自然：两者会有不同，首先是因相片中的空间不是人有意识布局的，而是无意识所编织出来的。我们即使能顺畅而大概地描述人类如何行走，却一点也不能分辨人在一秒瞬间迈开步伐的真确姿态是如何。然而，摄影有本事以放慢速度与放大细部等方法，透露了瞬间行走的真正姿势。只有借着摄影，我们才能认识到无意识的视象，就如同心理分析使我们了解无意识的冲动。医学与技术向来重视物质结构、细胞组织的研究：这方面的科学认知自始就与相机有关联，远胜于那些发人幽思的风景或充满灵性的肖像与摄影的任何关联。然而，摄影在科学认知方面同时还开启了面相学的观点，揭露了影像世界的极微小之物——相当清晰也够隐密，足以在白日梦里觅得栖荫之地。现在这些微小之物透过摄影改变了尺寸，放大到容易表述形容的地步，这样一来，科技与魔术之间的差异显然只是一种历史性的变数而已。如此，布洛斯菲尔德（Blossfeldt）[2]拍的植物相片令人叹为观止，他让木贼变成古代的石柱样式，蕨类有如主教的权杖，栗实与栎芽放大十倍后成了图腾柱，而起毛草就像哥特风格的纹饰。

蕨类（放大四倍） 

布洛斯菲尔德 摄  20世纪20年代

因此，希尔的拍照对象离真理不远了，因为“摄影现象”在他们看来仍是一个“伟大奥秘的经验”，即使这句话的意义不过是指：“在一具机器前摆姿势的感受，知道这部机器可以在短瞬间产生一个视觉性的影像，且看起来几乎与自然本身一般鲜活真实。”曾听说希尔在使用相机时态度谨慎持重，但是他拍摄的人物与他不相上下，也表现了同样拘谨的态度；他们在相机前仍带着羞涩感；摄影盛期之后的拍照者常提到一句名言，“绝不正对着相机镜头看”，可能就是源自希尔被拍对象的这种态度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类同动物、大人或小孩“在看你”的那种情况，让相馆顾客处于一种困窘不堪的局面；对此，最好的答复当属老朵田戴对达盖尔银版相片的观感，他如此写道：“起初，人对自己第一次制造出来的相片不敢久久注视，对相中人犀利的影像感到害怕，觉得相片里那小小的人脸会看见他，就像这样，最早的达盖尔银版相片以其非比寻常的清晰度与自然的忠实再现，造成了令人极为震惊的效果。”

这些进入相机观景空间内最早的复制人像是不具名姓的，或者更适切地讲，并未附带图说标题。当时报纸仍算是奢侈品，买的人少，大家多到咖啡店去看报，摄影技术尚未成为报纸的一项利器；也极少有人见到自己的姓名出现在印刷品上头。当时肖像照上的人面容散发着宁静祥和，眼神安歇在这宁静的氛围中。简言之，当时的肖像之所以具有这门艺术的一切可能性，是因时事与摄影尚未建立关联。许多希尔的肖像照是在爱丁堡的圣方济各教士墓园内拍摄的：在这早期历史阶段，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了。——不然，同时也值得一提的是：那些被拍者在墓园里简直像在自己家中一般安适自如。其中一张希尔拍的相片，只见墓园本身恍如室内景观，像一间独立而封闭的房间，墓碑沿靠着分界墙边，耸立在地面上，而墓石形同壁炉，炉心内是碑文字迹，不是火焰。但场地的选择取决于技术先决条件，若非如此，这个地方可能不会达到这么好的效果。

让－弗朗索瓦·米勒 

 纳达尔 摄 1860年

因为早期的铜版感光度偏低，必须长时曝光于户外，也因此拍照者必须尽可能将人物安顿在一个不受任何干扰，可放心曝光的地方。欧立柯（Orlik）谈到早期相片时曾说：“这些相片虽然朴实单纯，却像素描或彩绘肖像佳作，与晚近的相片比起来能产生更深刻更持久的影响力，主要的原因是被拍者曝光的时间很长，久久静止不动而凝聚出综合的表情。”曝光过程使得被拍者并非活“出”了留影的瞬间之外，而是活“入”了其中：在长时的曝光过程里，他们仿佛进到影像里头定居了。这些老相片与快照的暂留掠影形成了绝对的对比：快照表现的是改变中的情境，克拉考尔（Siegfried Kracauer）关于这一点有一番中肯的见解，他说：在这种情况，曝光的一刹那便足以决定“一位田径选手是否会成名，是否值得让摄影记者为他拍照，在画报上留影”。早期的相片，一切都是为了留传久远：不光指那些无可比拟的集体合照——他们的消逝自然可视为一大征兆，最能准确地显现19世纪后半期的社会情势——甚至连衣服的褶痕也更持久。这一点，只要看看谢林（Friedrich Schelling）的外衣就能明白；谢林如此穿着，可以信心饱满地走向永恒了：外衣在穿者身上取得的形态并不比他脸上的皱纹逊色。总之，这一切都应合了凡·布勒塔诺（Bernhard von Bretano）的看法：他认为1850年代的摄影家在掌握工具方面已达到了最高层的境界——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，也是长久之间最后的一次。

《摄影小史》

著者：[德]瓦尔特·本雅明

译者：许绮玲、林志明

本书收录本雅明的佳作名篇《摄影小史》和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》。在这两篇文章中，本雅明着重论述了摄影在19世纪的发明对美学理论、艺术活动，乃至整个现代文明产生的巨大影响。在他看来，以摄影为代表的机械复制技术“能够运用在一切旧有的艺术作品之上”，并“以极为深入的方式改造其影响模式”。

在《摄影小史》一书中，瓦尔特·本雅明对诸如“灵光”、“机械复制／灵光消逝”、“政治的美学化／美学的政治化”等影响深远的文化批评概念做出了澄清。可以说，《摄影小史》是了解本雅明批评思想概貌的一本不可多得的著作。

作为对摄影、电影的批评实践中的丰碑，《摄影小史》一书不仅为人们理解这两个媒介提供了一种全新且富于启发的视角，对尼塞福尔·尼埃普斯（Nicéphore Niépce）、欧仁·阿特热（Eugène Atget）乃至奥古斯特·桑德（August Sander）这样的摄影先驱及他们的美学、技术成就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评判，也极为深入地讨论了摄影、电影与绘画之间纠缠不清、若即若离的关系。

本文转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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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蒋得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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